毒地再现 土地污染其实离你我并不远

  最近，发生了一件大事。民间环保组织“两江环保”在华北地区开展工业污染调查时，在河北、天津等地连续发现了超大规模的工业污水渗坑，让人触目惊心！

  其中，两处渗坑位于河北省廊坊市大城县南赵扶镇，面积分别为17万平方米和3万平方米，废水呈锈红色、酸性；另一个渗坑位于天津市静海区西翟庄镇佟家庄村，面积约15万平方米，渗坑废水为锈红色，酸性，废水PH值约为1。

  这一调查结果经新闻媒体报道后掀起了轩然，尤其是三处污染点距离雄安新区不到100公里，更是让网民密集关注此事，大多数人对这一事件都表达了强烈的不满。

  目前，大城和静海都已经宣布，开始对境内的污水渗坑进行彻底整治，但土壤的真正恢复将是个非常漫长的过程。

  据调查，两地渗坑中大片的棕红色强酸性污水，一边向空气中散发刺鼻的酸性气味，一边向下渗入地下水系，已经对地下水和土壤造成了长期污染，甚至极度影响了周边村民的健康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“毒地”。

  这次的事件并不是个别现象，它们只是日益严重的土地污染问题的缩影。不止是在农村，在城市中，“毒土地”的阴影也正在扩散，而讽刺的是，这些“毒地”有可能慢慢的变成了开发商们的聚宝盆，而我们却在为住上一方“毒地”费力折腾…

  所谓毒地，指会危害人体健康、生态环境的地块。一般是因为从事生产、贮存、堆放过有毒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，或者因其迁移、突发事故等造成的。在欧美发达国家通常被称为棕地，主要特征有：土地被开发过、之后被闲置或者遗弃、会造成环境污染。

  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，随着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，逐渐出现了大量的被工商业生产所污染的土地。这些污染物的来源主要是重金属、电子废弃物、石化有机污染物和持续性有机污染物四种。

  被污染后的土壤，对人体带来的危害有直接与间接两种途径。间接途径是通过地下水、地表水和空气影响到人体健康，直接途径则是通过扬尘，或者儿童玩耍时不注意将污染土入口等方式。科学界的诸多研究证明，在土壤及地下水污染区，人群癌症等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升高。

  污染土地密集出现，毒性释放甚至可达上百年！美国有一条曾经是工业废弃物垃圾场的拉夫运河，在1953年被填埋覆盖后开发成了大量的住宅和一所学校。24年后的1977年，住在当地新建小区的居民频频发生孕妇流产、儿童夭折、婴儿畸形、癫痫、直肠出血等情形，经调查后才真相大白，原来是受到污染的土地在作祟。

  几十年来，我们的城市经历了快速的提升，城市规模大幅扩张。2001年起，随着退二进三政策加大力度，很多城市的工业结构和用地结构都进行了大范围调整。占据城区优越位置的一些劣势工业公司，纷纷通过易地、搬迁改造，退出了繁华地段，进入城市边缘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至2008年，仅江苏、辽宁、广州、重庆四地，污染企业就搬迁了数千家，置换了约2万余公顷工业用地。

  根据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，这些曾经高污染的工业公司，最老的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时期，其中有些污染深度甚至达到了地下几十米，如果不经过严格处理，这些地块所遗留的污染物，就会成为毒害其上居民的“噩梦”。

  对很多城市来说，拥有一座大型的工业公司，曾经是最值得夸耀的成绩。因此，这一些企业往往占据着所在城市最优越的地段，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火热，这些地段的价值也像坐火箭一样快速攀升。

  在它们搬迁之后，这类地块就成了众多开发商争抢的对象，为实现收益的最大化，这些地块绝大部分经过“改头换面”，成为住宅和商业用地，甚至变成了昂贵的“地王”。例如北京化工二厂地块，入市拍卖后成为2009年北京地王，随后建起了高档住宅“金茂府”。

  根据一份调查报告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，全国有明确原址用途的232个化工类企业中，搬迁后的土地被用于商业性和住宅性开发的有184个，比例高达79%。其中，很多土地都存在污染问题。

  按照《环保法》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，制污企业负有污染治理责任，但实际上大多数企业选择就地掩埋等简易解决方法，即使多年后察觉缺陷，企业早已经关门大吉，完全找不到责任人，这就让谁污染谁治理成了空话。

  因此，动辄上亿的土壤修复费用往往要由当地政府埋单，或者就在土地转让时折价。但无论这个烂摊子落在政府手里还是开发商手里，谁都不愿意多花钱。

  依靠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，自然希望不花什么费用就把好地块卖出好价钱。而开发商在得到土地之后，很多都急于上马自己的项目，并不情愿对原址进行耗钱耗时的土地修复。

  于是，没完全修复甚至根本没修复的毒地，就在他们心知肚明的情况下被开发，甚至盖成房子，以至于过去几年中，毒地害人的事件不断发生：

  2007年，武汉黄金地块——赫山地块施工现场，随着深层土壤被挖出，陆续有工人出现头晕和呼吸困难等不良反应，由于不知实情，继续作业，最后，数名中毒工人被送往医院紧急救治。该地原属武汉市农药厂，这件事导致这块黄金地块荒废了四年之久，据悉，该块地的修复费用高达数亿。

  2008年，原广州氮肥厂部分地块被规划为经济适用房用地。被媒体曝光后，广州市政府只好花费600万元做修复，这被称为广州市土壤修复第一案。

  2010年，武汉“长江明珠”小区业主发现，自己房子的土地居然曾被污染过近60年的“毒地”，前身是武汉久安制药厂、武汉市长江化工厂。地块上多年生产氟化工产品和电镀添加剂，大多具有毒性或剧毒。

  2016年，常州外国语学校多名学生出现了皮炎、湿疹、支气管炎、血液指标异常、白细胞减少、甲状腺结节钙化等症状，病因是常州外国语学校校园的一侧过去是剧毒的化工厂。有环境影响报告说明，这片地块土壤、地下水污染物超标严重，最严重的氯苯在地下水中的浓度超标近10万倍。

  2007年，武汉黄金地块——赫山地块施工现场，随着深层土壤被挖出，陆续有工人出现头晕和呼吸困难等不良反应，由于不知实情，继续作业，最后，数名中毒工人被送往医院紧急救治。该地原属武汉市农药厂，这件事导致这块黄金地块荒废了四年之久，据悉，该块地的修复费用高达数亿。

  2008年，原广州氮肥厂部分地块被规划为经济适用房用地。被媒体曝光后，广州市政府只好花费600万元做修复，这被称为广州市土壤修复第一案。

  2010年，武汉“长江明珠”小区业主发现，自己房子的土地居然曾被污染过近60年的“毒地”，前身是武汉久安制药厂、武汉市长江化工厂。地块上多年生产氟化工产品和电镀添加剂，大多具有毒性或剧毒。

  2016年，常州外国语学校多名学生出现了皮炎、湿疹、支气管炎、血液指标异常、白细胞减少、甲状腺结节钙化等症状，病因是常州外国语学校校园的一侧过去是剧毒的化工厂。有环境影响报告说明，这片地块土壤、地下水污染物超标严重，最严重的氯苯在地下水中的浓度超标近10万倍。

  没人愿意生活在毒地之上，但，你对所住房子的用地历史几乎一无所知，别无选择。

  在没被曝光前，很多人都不知道“毒地”离他们如此之近。很多人更不知道，早在十多年前，政府就已经注意到中国土地的污染问题。

  2006年，环保部就组织了一场据称耗资10亿、覆盖全国的土壤污染摸底调查。调查进行中，一位副部长曾公开承诺：有结果将第一时间向媒体公布。但是，2010年调查结束后，官方的调查的最终结果就没了下文。

  直到2014年，一份《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》才算姗姗来迟。然而，调查的最终结果并没有被完全公布，只大概说明：全国土壤总超标率为16.1%，南方比北方严重，几个三角工业区也比较严重。

  至于全国毒地的总面积，根据中科院生态所的研究，目前我国受镉、砷、铬、铅等重金属污染的耕地面积近2000万公顷，大约相当于12个北京市的大小，但具体超标的土壤都分布在哪，却没有公开，这里也只能做一个简单的风险判断，供大家参考：

  我们能够正常的看到，东部经济发达区域内的城市，基本都面临很高的毒地风险，而这一区域内的房地产市场，又恰恰最为活跃，因此这些城市中的毒地，最大有可能不经任何修复，直接用于开发，一旦出事，就不只是环境问题，更是影响地价、房价的经济问题，甚至是危害健康、人身权利的严重民生问题。

  其实，国务院曾经下发过《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》的规定，被污染场地再次进行开发利用的，应进行安全评估和无害化治理。但是，由于各种复杂的利益因素干扰，执行起来难上加难。

  目前，土壤修复项目多由政府和环保部门主导，将其承包出去。主要有两种做法，一种是由中标企业负责施工，政府付费和监督；另一种则是由土壤修复企业和开发商共同承包。这两种都存在监管漏洞。

  前一种，政府权力无人监管，容易滋生捞钱的空间。例如，常州外国语学校的土壤修复就是由政府承包给企业实施的。不过，之后工程被层层转包。后果就是，投入降低、工期缩短、技术没办法保证。据报道，该工程施工中存在多处违规操作、敷衍了事现象，如本该封闭操作却是露天作业，本是治污却产生了次生污染。而最后，工程居然还能通过验收。

  开发商直接把控土壤修复的做法，更加可怕。前文也提到，开发商接手该地块目的在于开发楼盘，自然会千方百计节省资金和成本。这就使得无论是毒地的场地调查、方案制定还是施工，都以省钱和快为前提，工程质量更是没办法保证。以广钢新城地块为例，其所谓的修复就是挖土，修复期仅440天。而美国拉夫运河小区毒地，耗费了21年仍未完全修复。其中差距，可见一斑。

  很多时候，我们所面临的，不是遭遇毒土地的概率有多大，而是遭遇的毒土地有多毒……

  作为北方最大的港口城市，化工产业一直是天津八大支柱产业之一。天津的化工工业曾是全国领头羊，而天津的龙头化工企业，大多都集中在滨海新区。时至今日，化工行业仍是带动滨海新区发展的主要力量。

  根据滨海新区政府网站上数据，2015年，石油化学工业产值规模达到4500亿元，占新区工业的19%左右，仅次于汽车及装备制造产业。到2020年，产值规模将达到1.2万亿元，占新区工业的29%左右。

  很多塘沽老居民都知道，沿河北路向南跨过海门大桥，马路西侧就是大型化工厂聚集的地带。这里的化工公司制作范围都在制盐相关生产、硫酸镁、二硝基邻仲丁基苯酚等领域，其中不乏有较高毒性的化学品。

  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一样，这些化工企业为滨海新区的GDP做出了巨大贡献，但随着被寄予厚望的中心商务区不断建设发展，核心区内仍有如此大规模的危化企业，显然不太合适。

  现在，政府已经给出了确切的产业升级时间表，这片区域内以及整个滨海新区范围内的重点化工企业，都将逐步向南港工业区集中搬迁。

  它们搬迁之后，留下的城市核心地带的黄金地皮，由于面积大、位置好，必将成为开发商争抢的香饽饽。不过，设备、厂房可以搬走，区域内的土壤却搬不走，化工企业的特性决定了，其中含有化学有毒有害于人体健康的物质的风险很高。

  有一点必须要注意，目前中国并没有特别先进的土壤治理技术，加上多少会有潜规则的作用，化工厂在搬迁后，土地得到一定效果治理的困难不小。

  这样一来，在后续商业开发中，如果做不到完善的环评、修复，由此产生的毒地，将是潜伏着的危害，不可不防。

  刚刚强调危险，并不是危言耸听，我们只是不希望，常州和武汉曾经的悲剧再次上演。

  对于毒地的处理，曾受“棕色地块”困扰的欧美发达国家也许更有发言权，他们的一些经验值得借鉴。

  例如，美国在处理这些棘手的毒地时，并没选在工厂原址上大兴土木，而是选择变“棕色地块”为“阳光地块”，在被污染的工业土地上建设太阳能、风能发电站之类的公共设施，更安全的利用这些土地的价值。

  据报道，汉沽的天津化工厂老厂区，在工厂搬迁后有望迎来新能源汽车产业园的入驻。项目若能敲定，不仅能对老厂区盘活利用起到非消极作用，也能够更好的降低可能的毒地风险，一举两得。

  我们不求他们能为环保代言，只想让他们能和达康书记一起，为守护没污染的GDP努力。